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椿桦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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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死亡指标”按官级分配的悖谬  

2008-11-12 09:14:36|  分类: 个人日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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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河南省日前对煤矿安全事故责任追究作出新规定:发生较大事故,矿长和分管副乡镇长免职;发生重大事故,集团分管副职和分管副县长免职;发生特大事故,总经理和分管副市长免职;发生死亡50人和以上特大事故,或一年内发生两次一次死亡30至49人事故的,集团董事长免职,省辖市市长停职或免职(新华社11月11日)。
大家都知道,官员级别与所享受的福利待遇、政治待遇是成正比的,但这种将安全生产中的“死亡指标”也与官级挂钩,听起来则颇为新鲜。官员级别越高,其治下所发生的煤矿死亡人数就可以越高,行政问责细化到这种程度,其用心之苦应予承认。只可惜,它用错了地方。
这一旨在保障生命安全的政策,最大的悖谬正在于漠视了生命——假如死亡人数是可以控制的,为什么会有50个人不能得到相同程度的保障,而成为官员问责“上下浮动”的数据?为什么死亡49个人,当地最高长官就算是称职的?事实上此类“死亡指标”并非河南省首创,两年前,国家安监总局率先出台煤矿安全事故死亡控制指标,曾一度引发舆论的口诛笔伐。看来河南省相关决策者并未听进这些批评,最终以行政问责的方式,将荒谬的政策包装得更加荒谬。
在市长去职的红线面前,50个以下“允许死亡”指标的确立,实乃上级决策部门不自信的表现。正常来讲,决策者们在确立相关指标时,不大可能为难自己或自己的下级,毕竟在中国的官场生态中,下级工作不力会直接影响上级的政绩。因此他们必须力保相关执行指标处在官员们可控制的范畴。此外,控制的模式还可能包括瞒报,它在指标一旦越过红线时会被官员考虑。“死亡指标”按官级分配的问责新规,将使瞒报的“传统”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,因为新规定将上下级官员的政治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即使一条生命的消失,都必定会令其亲友们哭天抢地;然对于有幸将“死亡指标”控制在红线以下的相关官员来说,却可能满心欢喜。有例为证:2007年1月,云南省安监局向全省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通报,称上一年全省各类安全事故死亡3592人,比国家下达的控制指标低271人,圆满完成了任务——“才死亡三千多人”的满足溢于言表。
实事求是地讲,在现行体制框架下,制定“死亡指标”有其无奈的一面——行政问责制度尚不健全、官员们遇事喜欢相互推脱责任等现象,常常导致安全事故的追责找不到明确依据,甚至难以落实责任主体。但我认为,纵使制度不健全,也不能制定一个荒唐的规定来完善之。毕竟,“死亡指标”的制定,极易导致相关官员对问责红线之外的生命不加重视。因此,死亡是不能设置数字指标的,如果非设不可,我认为这个数字必须是“零”。
零死亡当然很难,但它难道不应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吗?说说英国的例子。煤矿生产也曾是该国高风险行业,资料显示:19世纪60年代,英国矿工死亡率为0.5%,即每千人中会死亡5人。为此该国不断改进煤矿安全生产技术,到上个世纪50年代,死亡率降低为0.1%。进入21世纪,死亡率连续多年都是“零”。可见,只有高起点、高标准的死亡控制指标才是有意义的。也只有这样的控制指标,才能避免官员的麻痹与侥幸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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