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椿桦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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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大主导问责才有持久效力  

2008-09-25 10:11:01|  分类: 个人日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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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;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;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……今年9月以来,一系列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去职,舆论对这次问责风暴给予了空前的关注。央视“新闻1+1”节目以《问责风暴》为题,对当下风起云涌的行政问责现象进行了解析。 
  央视在节目导视中提出的几个疑问,我认为相当有代表性: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?面对免了领导,却免不了的事故,行政问责如何才能有更好的效果?在我看来,这两大疑问是互为呼应的——前者的答案,或许会对后面问题的解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换一个说法:官员免职后的去向,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问责的效果。 
  责任官员被免职后,不予重用或不再启用,当然更有杀一儆百的作用。但由于我国的干部考核体系中,官意起着决定性作用,因此一旦“免职官员难以官复原职”成为制度,该制度很可能会被上级所慎用。当下问责“风暴化”的现象已经证明,行政问责制度的施行已够谨慎,远未形成常态。 
  问责风暴在少数地方曾掀起过,本轮风暴则是全国性的。无论是地方还是全国,只要风暴掀起,必然轰动。这固然能说明问责之风深得民心,但从另一个侧面证明,问责远没有形成气候,否则它不会成为风暴,更不会成为重磅新闻。综观历次问责风暴的特点,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值得注意:问责是由官意主导的,而不是民意推动的。官意若不主导,行政问责就很难进行,更别提成为常态了。这点正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彰的一大主因。 
  有评论指出,行政问责应当立法,才能促使其常态化。我认为,这其实是一种法律依赖的思维。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固然有必要,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,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也仍然能有所作为。他们完全可以依法主导行政问责,并促其常态化,最终实现问责效力的持久性。 
  例如,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》,就直接赋予了人大代表对官员的选用权力与罢免权力。该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:全国人大代表有权依法提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,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、副主席,国务院组成人员,中央军委组成人员,最高人民法院院长,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。地方人大代表提出罢免案的对象则按级别类推。你可能会说,这些只是人大代表理论上的权力,现实中会受到官意的约束。但我们探讨行政问责当前面临的困局,却必须从此入手——民意如果不能主导问责,则行政问责即使立法,也仍然会流于理论形式。 
  行政问责制通常被划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。同体问责,是指党内对党员干部的问责,或行政系统对行政官员的问责。异体问责,则指民意或民意机关对法定监督对象的问责。由于同体问责被指属于内部问责,而且问责是否启动、何时启动,明显受到官意的影响,因此其效力并不被广泛看好。但在异体问责中,民意机关长期缺位,甚少主导官员问责,从而导致这一问责形式未能成为主流。因此,激活这一民意主导的问责形式,显得至关重要。 
  民意问责,并不是要将一些不信任官员打倒。恰恰相反,异体问责成为主流,才会从根本上警醒官员、挽救官员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问责风暴问倒太多官员,也暴露了一些遗憾——正是问责没有成为常态,才使得一些原本比较优秀的官员放松了责任意识。可见,由代表民意的人大主导问责,无论对官还是对民,都有着深远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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